2009/5/2

古巴為何這麼重要?

戴安娜.拉比(Diana Raby)
阿偉 徐雍 譯 [1]
2009年3月16日

Diana Raby 是英國利物浦大學「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can Studies)高級研究員;也是加拿大吐倫多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她寫了許多有關拉丁美洲的文章,而且也積極投入各種國際團結運動;如:英國的「古巴團結運動」( Cuba Solidarity Campaign),「委內瑞拉資訊中心」( Venezuela Information Centre) 等。她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民主與革命:今日的拉丁美洲與社會主義」(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 Latin America and Socialism Today) (London: Pluto Press, 2006),主要也是在指出:在本世紀,委內瑞拉、古巴,以及「玻利瓦另類美洲」的國度,對全球左翼勢力的復興,極為重要。
2009年5.1國際勞動節遊行中歡欣的民眾


1990年代初期,不論是在媒體,在西方政界,甚至在學界,都異口同聲宣稱:古巴的革命,即將瓦解。甚至到目前,許多觀察家也認為:古巴轉型到民主(應理解為:狹義的多元治理)及「市場經濟」,也只是遲早的事。

但是,古巴的社會主義在極嚴酷的「特殊時期」(Special Period),仍能存活下來;而且在柏林圍牆倒下二十年後,還在運轉,這個事實本身,就值得我們深思。即使在卡斯楚(Fidel Castro)長久的無為之下,以及隨後請辭總統職位,也並未造成許多人所預言的混亂或動亂。為甚麼古巴可以存活下來?而這對目前社會主義與進步政治運動,又代表什麼意義?

簡單來說,即使有各種問題與毛病,但整個革命的秩序,仍然在運轉。許多古巴人,仍然信守社會主義理念。他們自然對物品短缺和難以取得,會發發牢騷。但是,幾乎很少會幻想那從佛羅里達對岸所提供的其他出路。

為甚麼會這樣呢?是什麼使得古巴,跟蘇聯及東歐不一樣呢?要想了解這點,我們得回溯到革命的起源;以及從1959到1963年,所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轉型。革命之前的古巴,只是個美國的保護國;是個貪腐 「民主的」政府及兇殘的獨裁政權交互出現的,超大型甘蔗農莊。社會主義革命的念頭,在當地,或是在加勒比海與中美洲這美國的「後院」,都是無法想像的。於是在1959年1月1號,當獨裁者巴蒂斯塔(Batista)流亡逃竄,而滿臉落腮鬍的游擊隊進入哈瓦那與聖地牙哥,當時沒有人會預料,以後會發生多麼巨大的變化。

古巴轉型到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算是最快速、最徹底的:第一次與第二次『農業改革法』(Agrarian Reform Laws),幾乎所有大型工業及服務業的國有化,成就非凡的掃盲運動,以及在各層級學校推動義務教育,免費的全民健保,民眾守衛隊,由街坊鄰里層級起的各種民眾組織等等。這一切,全在四年間完成。

但是在1959年的頭六個月,所有的論調,都是有關民主與人道,直到1960年中期,幾乎沒提到什麼社會主義。而且一直到1961年4月,在初步戰勝的兩年四個月後(在豬玀灣事件期間),它才正式被納為全國目標。那領導武裝鬥爭及奪權的『七二六運動』(M-26-7),是個廣泛、且異質性高的運動。它也與當時的古巴共產黨:「民眾社會主義黨」(PSP),有極大的差別。這個革命,廣受人民支持。但許多觀察家預期(或者擔心):它必會遭受到與瓜地馬拉五年前一樣的命運。當時 (譯注:1954年)在瓜地馬拉,那廣受擁護的阿本茲(Arbenz)政府,被「中央情報局」(CIA)支持的政變給顛覆。

要想瞭解這革命的偉績,那在古巴及拉丁美洲的革命所引發群眾高亢的熱情,以及它早先意識形態的靈活度,是其中的關鍵。在美國霸權不容挑戰的地區和時期:在當時,之前的墨西哥大革命,已經被拔掉虎牙;1933年,如尼加拉瓜的桑定諾(Sandino),與古巴的葛拉‧聖馬丁(Grau San Martin),以及之後在哥倫比亞的蓋探(Gaitan),以及瓜地馬拉的阿本茲(Arbenz)等,所帶動的各種進步運動,都已被美國或明或暗地幹掉。於是,古巴在此時刻的勝利,有個即時的象徵性衝擊。1959年1月底,卡斯楚在勝利後的第一次出國訪問,前往委內瑞拉。

他受到當地群眾狂熱的歡迎。在二月份,當時智利的參議員: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也宣稱:「古巴革命,不只是你們的……我們所面臨的,是美洲有史以來,最重大的運動。」[1] 不久之後,哥倫比亞那被暗殺的民眾領袖的女兒:葛洛麗亞‧蓋探(Gloria Gaitan),也宣稱:「古巴的經驗,是我們美洲(Nuestra America)大解放的開端。」[2 ] 曾於1938年於墨西哥推動石油國有化的總統:卡迪納斯(Lazaro Cardenas),也對古巴表示熱烈的支持。

古巴革命最突出的特質,讓它能迴避落入瓜地馬拉同樣命運,而且在1961年4月擊退豬玀灣反革命侵略的根本原因,是它「造反軍」(the Rebel Army)游擊隊前所未有的軍事勝利;它竟然將巴蒂思塔獨裁者的勢力給擊垮了。也正因如此,這使得馬克思主義者,把這段過程認為是:列寧的武裝勞工革命理論中最佳的教本案例。但那奪取到政權的勢力,並非共產黨或馬克思主義政黨,而是一股廣泛的民主運動。它拼湊式的意識型態,主要是源自古巴及拉丁美洲諸多民眾革命的傳統,以及一些有關社會正義與民族解放的模糊想法。一些古巴的老共產黨員,即使他們在勞工運動及知識界有些基礎,但也因他們早先會去支持巴蒂思塔獨裁政權,多少變得有些妥協。他們當初就曾譴責卡斯楚及游擊隊員,說他們是「小資產階級冒進者」(petty-bourgeois adventurers)。而且得一直到1958年末,在勝利前夕,才轉過來支持這運動。

當以卡斯楚為首的革命領導層,從1959年初到1962年,革命後的頭三年間,不顧萬難地開始推動革命:掃除了富有的古巴菁英與地主階級,收回美國佔有的甘蔗大莊園及農場,工業國有化,清除那充斥著巴蒂斯塔支持者的國家機器,與蘇維埃集團簽訂貿易協定,然後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這種作法,難道是像許多美國右翼評論家所說的:是種戴上假面的共產黨領導的陰謀?或如一些自由派所言:這只是普遍民族主義者,在面對那笨拙、不知實情的美國的敵視下,所展開的義憤行動?

真相,是更複雜、更有趣的。古巴在二十世紀初,不像當時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它並未爭取到獨立地位。但古巴後來卻發展出一個確切具有民眾與基進特質的強大解放運動。那曾在三十年間(1868到1898年)反抗西班牙統治的民間游擊隊「曼比斯」(mambises),也著重種族與社會平等,同時具有早熟的反帝、反殖民意識。這也由一位偉大的文人及解放鬥士:馬蒂(Jose Marti),很簡潔地在他1895年最後一封信中說出來:「我到目前所作的一切,以及以後我要做的,其主要的目標,是透過古巴獨立來阻止美利堅合眾國為我們整個美洲添加更多重擔。」* [3]

這種反帝精神,又不斷地重現在往後的鬥爭中:對抗馬卡多獨裁者(Gerardo Machado)(1925-33),以及1933年那流產的革命。後者在許多方面而言,也是1959年革命的先驅。在當時,兇殘的鎮壓加上全球蕭條所帶來的經濟困境,造成百姓的烽火四起:工人佔領糖廠,升起紅旗;學生攻佔總統府;軍隊低階士兵兵變,推翻上層軍官團。一位民間醫學教授:葛拉博士(Dr. Ramon Grau San Martin)所主持的臨時政府,也宣佈許多進步的施政措施,包括農業改革、政府涉入(政府掌控)美國擁有的古巴電力公司、最低薪資、八小時工時制,以及婦女有投票權等。但這個革命政府缺乏有組織的政治勢力的支持。很快地,那與葛拉博士對立的軍方領導:巴蒂斯塔士官(Sergeant Fulgencio Batista),即顯示出他是個願意與美國領事館合作的機會主義者。

在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新政府時期,華府也方宣稱「好鄰居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也因此不好派遣海軍陸戰隊,但是美國的戰艦就在它外海。哈瓦那感受的壓力日趨增強。於是理所當然地,在1934年1月,葛拉被巴蒂斯塔顛覆掉。巴蒂斯塔於是成了幕後黑手,在往後二十五年間,人們看見軟弱的傀儡總統,貪腐的民選政府,輪流上台。以及到最後,乾脆是由巴蒂斯塔來赤裸裸地專政。這也造成大多數的古巴人,無論是工人、農民或中產階級,日益覺得挫敗與幻滅。也正是葛拉與他「真正古巴革命黨」(Partido Autentico)同志的失敗,反而造成巴蒂斯塔在1952到58年的獨裁統治,以及隨後的真正革命。

雖然在1950年代初期,那些集結在活動份子/律師:卡斯楚身邊的年輕革命份子,對社會主義理念多少有些瞭解。但他們的知識與政治背景,仍是很多樣、而且是拼貼式的。卡斯楚他本身是「正統黨」(Partido Ortodoho)黨員,這個黨稍早幾年也與「真正革命黨」黨員(Autencosa)分裂,抗議其貪腐及背離1933年的方針。「正統黨」領導戚巴思(Eduardo Chibas),是為極有見識的人,他在1933年,成為學生領袖。而且從1949到1951年,擁有廣泛的群眾支持。因他在每週的電台廣播中,用強烈的語氣來批判貪腐。他的口號:「榮譽對抗金錢」(Verguenza contra dinero),也重振起道德理想路線;這也是自馬蒂之後,古巴基進路線的支柱。戚巴思於1951年8月,在他廣播節目中當場用槍自殺。在哀悼他的喪禮中,有很多的群眾示威。但他那「走向民眾」的號召,對「正統黨」黨員,是種啟發。許多黨員,在幾年後,就加入了「七二六運動」。

在這個新的革命運動,其意識形態想法源起的關鍵人物是桂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這位年輕人,在還是哈瓦那大學的研究生時,就已是葛拉短命政權的內政部長。桂特拉斯在1933年那令人興奮的時期,是許多基進政策的主要推手。葛拉被推倒後,他就潛入地下,組織他自己的起義運動「年輕古巴」(Joven Cuba),而且有明顯的社會主義綱領。桂格拉斯,作為一受人擁戴的人物,且作為一個獨立於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運動份子,他自然成為某些勢力的眼中釘。於是,順理成章的,他於1935年被殺。

桂格拉斯,是拉丁美洲自主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一號人物,而這傳統,也與秘魯的卡羅斯(Jose Carlos Mariategui)有關。這個傳統對一些「七二六運動」的重要成員,如哈特(Armando Hart)等,發生重要的影響。它也對一位年輕的阿根廷革命份子:切‧格瓦拉(Ernest “Che” Guevara)的意識形態,產生極大的作用。切‧格瓦拉,於1955年在墨西哥與卡斯楚和他的同志相遇,成為這革命的中堅份子。

可是在許多方面,「七二六運動」起義,根本上是受到以下的啟發:一,是那自「曼比斯」、馬蒂、馬賽歐(Antonio Maceo)(他是位在對抗西班牙統治中,解放勢力的混血將軍)等,所延續下來的的古巴民眾革命傳統。二,是一種包含:基進的平等主義,反帝,及農業自給自足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與更大的拉丁美洲傳統,有許多共通之處。此傳統可追溯到波利瓦(Simon Bolivar)整個拉丁美洲統一的夢想;而且他也不信任白佬的擴張路線。

這並不表示,在1950年代,古巴革命份子是反共的,或未受到歐洲及國際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但他們大多數,是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其他組織,如:托派(Trotskyists)無多大關係。這種沒什麼關聯,以及因此而生的靈活的意識形態與策略,對他們的成功極為關鍵。

靠著把民族民眾的傳統,百姓的挫折感,以及對貪腐、鎮壓以及美國鴨霸的氣憤串連起來,這些革命者的成就不只在軍事的勝利,而且也爭取到群眾廣泛的支持與熱情。1959年1月,出現一股巨大的狂喜與無所不能之感。而這也表現在領導層的宣示中:「革命,不能在一天內完成。但往後,我們會把革命進行到底。往後,也會保證: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這共和國,將會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人民,會得到他們應有的。」(卡斯楚,1月3號)[4]「這個革命,就如棕櫚樹般,是古巴特有的。」「許多人還沒有覺察到:在我們國度變化的幅度。」(卡斯楚,2月24號,) [5] 「在1959年1月1日,我們尚未完結獨立戰爭,馬蒂的革命,才剛開始。」(Raul Catro, 3月13日) [6]

換句話說,毋需想到馬克思、社會主義或階級鬥爭,古巴當時就已很清楚投入到:徹底轉變,與爭取民眾福祉。而它鮮明的意識形態想法,則承傳自全國的革命傳統:卡斯楚於1959年6月,在捍衛農業改革時,也宣稱:「我們所作的,你們這些在維護巨大利益的先生們請聽好,我們所作的,是要來落實我們的導師:馬蒂的宣示與學說。他說過:祖國,是屬於全民的,而且是為全民謀幸福的。」 [7] 然後,在1959年7月,他又引用馬賽歐(Antonio Maceo)的話:「只要仍有任何尚未糾正的不義,革命就會繼續走下去。」 [8]

這些宣示,很快就被證實非屬虛言。在頒布各種新的政策後就立刻行動。而這種種作為,又帶動起更多民眾,來支持這革命領導中心。這個在哈瓦那的新政權,在民眾積極擁護,以及擁有唯一武裝力量下,享有前所未有的行動自由。國內的反對勢力已經癱瘓。沒有任何政黨或組織,能與卡斯楚及「七二六運動」的威望相匹敵。事實上,這運動已成為古巴人民的全國解放運動。

在這種環境下,一種先驗的社會主義綱領,只會造成麻煩。這革命的力道,主要是因它具有共識與寬容的特質。因此,後來當它宣稱: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時,那主要也是它對新形勢的省察,一個因辯證過程,而造成的未預期情況。群眾對自決與社會正義強烈的要求,加上古巴大莊園經濟的壟斷性結構,與美國帝國主義直接、且無可避免的敵對等等;在這種情勢下,如果還想來悍衛革命,不讓革命因內部分化及散解而崩潰,那麼自1960年代初之後,社會主義方向,是當時唯一可行之道。有關古巴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在歐康那( James O’Connor) 1970年的著作:「古巴的社會主義緣起」( The Origins of Socialism in Cuba),對它這方面的動態,有很詳細的解析。[9]

而這解析,也由我於1990年代,在古巴做的一些訪談中,得到證實。一些「七二六運動」的老成員,在我問道,他們的意識形態,由早先武裝鬥爭,到1959 年1月1日勝利後的頭兩、三年間,是怎麼轉的?他們也會指出:他們原本是期望民主,反帝國主義,以及促進社會正義。當時是沒有社會主義,更不會有什麼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等想法。而只有到了革命轉型某個階段,他們大多指認是:大約在1960或1961年年中到年尾,大家才開始覺察到:他們在古巴所開創的,是一種社會主義。在他們的心中,卡斯楚於「豬玀灣攻擊」事件時的著名演說,也證實此點:「 Pues si: somos socialistas」(沒錯。我們是社會主義者。)

這就我而言,不僅僅是再古巴革命過程中,才會發生的事。這也證實了葛蘭西(Gramsci)的說法:要讓無產階級的意識型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取得勝利,就得贏得意識形態霸權(hegemony)之戰,而且將之轉為’日常的常識’。換句話說,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得先與某特定國度的民眾民主傳統傳統相溶合,才有可能稱霸。這也可能是絕大多數共產黨(以及:托派)關鍵的問題:他們以為靠著宣揚抽象的馬列主義,就可實際建立起一群眾革命運動。

在1959到1961年間,古巴的革命情操,可與這幾年那些有廣泛根基、草根民主的反全球化與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相比擬。革命後的早先幾年,古巴充滿了開創性激情;當時也展現出它許多的特點,像:拒斥任何既有政黨與僵硬教條,相信直接行動,尋求新的、原創的解決方案等等。沒錯,自1962年後,因當時的冷戰形勢,使古巴不得不做結盟,只得採取蘇維埃模式。如此一來,它早先具有的原創性,也就打了折扣。即使是如此,古巴還是多少維持一定的原創與自主。像:那力求開創「社會主義新人類」的「古巴邪說」,以及強調:「道德誘因」等,就是這類的實例。至於古巴持續在支持拉丁美洲與非洲的武裝革命(相對於蘇聯當時的「和平共存」),也是類似的例子。

但到1970年代以後,那與「道德誘因」緊密相扣的理想主義發展策略,明顯失敗;再加上在許多國度中的游擊運動,也遭到挫折;古巴只得採取正統蘇維埃式政策。在往後的15年間,這作法,似乎也有一定的成果:高比率的國民生產毛額成長,與穩定的經濟。但到1980年代中期,古巴對蘇聯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度的債務,出現問題。另外,「經濟管理與計畫部」(SDPE)所主導的:那把僵化的官僚式中央極權,與「物質誘因」相結合的作法,也開始破綻百出。[10]

也正是在問題層出不窮下,古巴於1986年,發動起『整風運動』。卡斯楚也拒絕蘇聯當時在經濟與政治調整上,所提出的「開放」(glasnost)與「新思維」(perestroika)政策。許多人,或會認為古巴仍堅持「史達林式」或「保守式」路線,但事實並非如此。拒絕戈巴契夫的政策,其實是反映出古巴領導者,清楚的瞭解到:由上貫徹到下的自由化,必然會造成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它也反映出古巴領導者清楚認定:即使歷經數十年的威權統治,有時甚至會強力鎮壓,但在古巴,它與蘇聯不一樣。它草根群眾的參與,與革命理想,並未完全給摧毀。而且在有遠見的領導群,與民眾動員的結合下,仍可讓社會主義再度發揮活力。

除了:古巴革命持續擁有活力外,我們無法找到更妥切的原因,來說明:古巴如何成功地熬過1990年代中期,那幾年異常困頓的「特殊時期」(the Special Period)。物資缺乏與困頓的程度,足以讓任何政府,在幾個月內都會垮台。在那段時期,去古巴拜訪過的人,無不對古巴民眾度過艱難的決心,感到佩服:當時,每天只供電幾小時;缺乏運輸工具,農作物在田裡腐爛,無法送到市場;工人來回徒步六小時,到達工作地點,卻因為缺乏燃料,無事可作;商店的陳列架上,大多是空空蕩蕩的。這些,都發生在一個充滿著對美國消費社會的想象,與各種反革命文宣的國度。當地人也很清楚:柏林圍牆,已經倒塌;而其他東歐國度,也像保齡球瓶般,應聲倒地。但在那段期間,古巴只有在1994年,發生一次較嚴重的示威。有些人因感到絕望,冒險靠著木筏,渡海到對岸的佛羅里達州。但是大部分人,依舊對革命充滿信心。

古巴之所以能度過危機,它領導核心,尤其是卡斯楚的承諾與榜樣,具關鍵作用。但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古巴從未拋棄它社會主義方針。相較之下,尼加拉瓜桑定諾政權,在美國極度高壓下,於1980年代末期,不得不採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指導:解除對基本大宗物資價格的管控,並將政府的各種社會服務措施市場化。但古巴,仍維持免費的全民醫療與教育,也持續補助住屋與水電的部份開支。另外,它不但沒有廢止,反而是在採取相關措施前,加強與更多民眾先做民主諮商。這也就說,當以往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仕,爭先恐後地去擁抱資本主義;而西方許多政府,也不斷地向當地民眾宣揚:除了新自由主義,別無它途的想法時,古巴的領導核心,則展開大規模的諮商過程;在全國各地,分別與八萬多個「工人議會」,一起來討論可解決經濟危機的種種措施。

即使古巴一向給視為是個專制國度(在左派眼裡,它算是個福利專制國度),但古巴人總認為他們有自己獨特的社會主義民主。在蘇聯與東歐國度相繼瓦解後,人們會對古巴繼續如此堅持,感到懷疑。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近幾十年來,進步思想界所犯的一個大錯誤,就是去毫不質疑的接受:自由主義的多元治理,是民主唯一的真正方式。但即使是拒絕史達林式威權主義,這也不表示:我們得放棄馬克思主義對於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批判。

民主的真諦,也就是:民治,是需要由在地社區出發。由民眾來打點自己社區與工作場所的事務。從這個角度來看,古巴倒是有個活力十足的在地民主制度。在社區會議裡,可直接提名候選人;在數個候選人中,選出那能代表民眾力量的議員;秘密投票。再加上,民意代表有責任(也可被招回)在每半年內,親自參加數次在地會議,向民眾做報告。這些都保障了民眾有一定程度的在地參與及掌控。和許多有完善民主資歷的國度相比,古巴在這方面,更甚一籌。[11]

當然,在較高的代表層次,仍有一定侷限。在各省與全國民意代表的候選名單上,一個名額,只提名一位候選人。選民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接受、或拒絕那位候選人。政策辯論,也會在「勞工議會」等民眾組織的大量參與、討論,以及與國民大會諸委員會的諮商下,來進行,來引入更多民眾的意見。但是,議論的空間,還是得在中央所設定的範圍內。終究是,只要美國持續在想推翻古巴革命,社會主義民主在古巴,要想有完整與自由的發展,就不會有實現的可能。但在西方,資產階級精英也會來操弄那自由主義多元治理,用來防堵任何對資本主義系統嚴重的挑戰。西方國度的選民,在:金融、國防與外交等重大政策的決定上,未必會比古巴選民,具更大的影響力。

但如想指出:古巴,在當今世界,仍至關緊要。那麼光是靠:悍衛這國度的社會主義制度,反擊各種烹擊,仍是不足的。這島嶼,在21世紀,能帶給我們有別於過去的新啟示?

古巴至少在兩方面,對新的社會主義、或反資本主義潮流的興起,有重大貢獻。首先,是在環境議題方面。這在當初,或只是個救急的必要手段。但到目前,它也轉為國家政策。這是指:古巴曾做出根本的調整,在全國經濟方面,轉向有機農業;而且採用生態永續式農藝。只需幾年時間,古巴在城市農業方面的發展,已成全球的先驅。在任何可耕種的地方,都隔成為一小塊、一小塊的有機菜園。還有各種推動:採用有機農耕,來密集種植各類蔬果的計畫。結果是:哈瓦那有百分之六十的蔬果,都是由市內的農地所提供。[12] 這種作法,也受到委內瑞拉與其他國度的青睞。另外,「能源革命」,也轉換那原本中央統一供電的模式。電力,不需再依什麼大型發電廠;而是來自許多在地小型的發電機。供電,不但較有效率;而且在緊急情況下,能隨時做應變。在全國各地,日光燈管,都換成省電型燈泡。而且也在太陽能與風力發電上,做大規模的投資。[13] 古巴官員也宣稱:資本主義,與以往社會主義的耗能發展模式,都無法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古巴對於新興潮流的第二個貢獻,在於它目前在支持委內瑞拉、玻利維亞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度,在開創新的社會、經濟發展路線時,所作的鬥爭。一般評論家,通常把焦點放在:委內瑞拉,在提供古巴便宜的石油。但我們也不應低估:古巴在協助委內瑞拉推動「玻利瓦革命」(Bolivarian Revolution)時的各種資助。如果沒有千萬古巴人的鼎力相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Chávez),不可能落實他成效卓越的「普及健保任務」(Barrio Adentro health mission),或「魯賓森掃盲任務」(Robinson literacy mission)。同樣地,如果沒有古巴,玻利維亞總統:莫拉維斯(Evo Morales)也不可能,至少短期間,也推動出類似的活動。既然這兩個國度,是處在極兇險的政治形勢中;短期,可真是至關緊要啊。

而且,就宏觀政治視角來看,如果沒有古巴,查維斯(以及玻利維亞的莫拉維斯,厄瓜多爾的可瑞亞(Rafael Correa),與巴拉圭的盧果 (Fernando Lugo) 等)都會更難來得到足夠的威望,來透過國家的撥款與轉型,落實多種民眾政治培力的活動。全球的左派,在政治上是如此的迷失方向;這也只有像查維斯那樣,搞出個完全預料不到的運動,才能有一條可繼續前進的途徑。如果沒有古巴在一些關鍵時刻的開導與支持,查維斯可能早就垮了。所以,沒有古巴,就不會有目前的委內瑞拉。沒有目前的委內瑞拉,也就沒有目前的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巴拉圭;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尼加拉瓜桑定政權的再度掌權(不論它做的是有多糟)。

當然,這也不是說:這些國度,沒有古巴,就做不出什麼成績來。但是,如果沒有委內瑞拉的示範實例,沒有古巴的激勵與實質資助,那些有強大的民眾運動,很可能會發展不出適當的策略,來爭取到權力;然後有效的運用這權力,來抗衡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也並非在指:委內瑞拉與其他國度,都在一昧地在抄襲古巴模式。這些國度,都很清楚:它們在尋求自身獨立自主的途徑。它們相互、且與古巴之間,會互相觀摩、支持;但也避免重蹈那硬去推一種單一「正統」樣板的覆轍。

更何況,古巴人也很明確的表示:他們並不認為古巴的社會主義方式,是份可複製的發展藍圖。古巴所能提供的,只是個活生生的實例,是個証明:相對於「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習以為常的想法;國家,其實不是沒有能力的。它是有可能,來開創與維護一個非資本主義式的另類出路。至於不可能的,則是再去複製那古巴武裝革命的策略。這還得到下一輪的查維斯,與委內瑞拉民眾;他們繼之而來的貢獻,是發展出:一既非全靠武力、也非全依選舉的新策略:把民眾動員,選舉,與軍方支持等,做三結合。

當委內瑞拉的「二十一世紀新社會主義」(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的新計畫,與「玻利瓦另類美洲」(the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ALBA)等,正如火如涂地開展時,古巴也因其在拉丁美洲民眾反帝傳統中,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啟發,與此再度掛勾。如我們所看到,古巴原本的意識形態,是源自馬蒂,「曼比斯」,以及國際社會主義理論。這也與查維斯的「玻利瓦路線」不謀而合。我們也可指出:在冷戰的時局,革命要想存活,就得與蘇聯結盟;但這也造成古巴社會主義的扭曲發展。但在目前,古巴,一方面,不用再受蘇聯的束縛;另方面,也可接受拉美鄰邦的協助。在這新形勢下,古巴也正重頭找回它的原創性。

因此,在目前的脈絡下,古巴現今的改革,不應給視為是(至少也沒必要):往資本主義路線靠攏。反而應看為是:它在採取一更彈性、靈活的「二十一世紀新社會主義」計畫。而這「計畫」,終究也會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以及在其他國度尋找到類似,但不完全相同的表現。這「計畫」,也會基於一共識:在一帝國主義世界中,社會主義,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是完全穩定、安全的;只有靠著民眾的支持與參與,社會主義才能存活與創新。[14]  國家,依舊會佔有重要的份量;但它會讓在地草根的開創力,以及讓那過去被譴責為: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物質誘因」,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這一切,仍是基於在認識到:平等,是不能靠政府強制規定而來。至於那保證不再退回到資本主義的良方,是在於民眾集體參與出來的活力十足的文化,而非一昧地官僚式管控。中央政府,現在跟未來,仍具關鍵角色:來提出一完整、一貫的方針,來減少全球資本的入侵,並確保外交、政治,與軍事的防衛力量,來對抗帝國主義。

當然,古巴,這些年來也犯下一些錯誤;有些,也不能全怪罪到蘇聯的頭上。最初那工業化衝天的經濟政策,不久就證明是不切實際的。然後,轉為是依靠大規模的蔗糖出口,來累積資本;以便做逐步的多樣化發展。然後,到了1970年,意志掛帥路線,幾乎造成大災難;它根本無法達到:一年,收成一千萬公噸蔗糖的目標。1968年的「革命大躍進」(Great Revolutionary Offensive),導致小型企業在倉促中給國有化;而這不久也造成消費用品與多種服務,嚴重的短缺。在文化政策上,古巴也有嚴重疏失;且飽受批評。但是,讓古巴社會主義,能繼續走下去,主要是因那在他處所罕見的、高漲的民眾參與。再加上它領導層,對攸關民眾之事與需求,持續做出負責的回應。即使是會發初一些嚴重的、往往也可以理解的牢騷,大部分古巴人,仍會覺得:這是他們自己的革命,而非某不相干政黨或國家機器,父權式運作的計畫。如此一來,這個國度,仍在向世人昭示: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另類發展的主觀、客觀狀況。

西方傳媒,一直很熱衷於說明古巴近年來在農業,在工資、獎勵制度,以及在消費電器等方面的改革;而且也將之視為是:古巴朝向資本主義邁進的證據。[15] 但是,沒任何證據顯示:古巴在考慮:開放私人大規模的勞動雇傭;它也沒有想來開放私人資本股票交易市場,與類似的資本主義機構。古巴政府,反而是不斷地強調:它會繼續原有免費的義務教育、醫療,與其他社會福利措施。古巴,最近也與許多國度,主要是巴西與歐盟,簽訂新的重要協定。這將有助它來對抗美國的封鎖,卻不至於揚棄它社會主義的目標。

最後,成千上萬的古巴人,會去海外一些環境極惡劣的地方,無私的提供醫療與其他服務。這也是古巴仍在繼續社會主義發展的佐證。英國一位退休記者:歐夏耐斯 (Hugh O’Shaughnessy) ,最近寫了篇有關古巴在玻利維亞服務團隊的動人文章。文章中提到: 瑪利亞.洛杉磯 (María de los Ángeles)。這位古巴醫生,是玻利維亞愛爾鄂圖 (El Alto) 眼科醫院的院長。當地海拔四千公尺,生存條件相當惡劣。這名醫生說:「會來這裡的,我想:總是要有愛心才行。」她還繼續說:「我離開古巴,來到瓜地馬拉與玻利維亞後,才知道:什麼是一貧如洗。」[16] 當古巴仍繼續做國際團結的工作,它與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關係,也就不言而喻。再加上,古巴諸多團隊,在「玻利瓦另類美洲」(ALBA)國度的服務,也更進一步證明:古巴,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以及其他地方諸多新興的發展,是分不開的。拉丁美洲目前的發展,讓我們看到:另一個世界,真的是有可能實現的。而古巴,在這新世界的開創中,絕對是至關緊要。

注釋:
1. Revolucion (Havana), February 28,1959. 此處與其他由古巴刊物引用的文句,皆由本人翻譯。
2. Revolucion, April 24,1959. 
3. Jose Marti, Inside the Monster, Philip S. Foner,ed. ( New York:Monthly Review,1975),3.
4. Revolucion, January 4,1959.
5. Revolucuon, February 25,1959.
6. Revolucion, March 14, 1959.
7. Revolucion, June 8, 1959.
8. La Calle (Havana), August 1, 1959.
9. 參考:James O"Connor, The Origins of Socialism in Cub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
10. 這方面最深刻的討論,是:Ken Cole, Cuba (London: Printer,1998), Chapter 3.
11. 有關這個議題,請參考:Arnold August, Democracy in Cuba and the 1997-98 Elections (Havana: Editorial Jose Marti, 1999), 以及Peter Roman, People's Power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12. Simon Butler, " Cuba carries out new land reform," Green Left Online, August 16, 2008, www.greenleft.org.au/2008/763/39410
13. " Cuban Agriculture" ( 與Roberto Perez 一起做訪談) , Fight Racism ! Fight Imperialism ! (UK), no. 205 ( October/November 2008) : 10。
14. 參考:Michael A. Lebowitz, Build It Now (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 D. L. Raby, 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 London: Pluto Press, 2006), 尤其是第三章。
15. 參考,如: " Cuban workers to get bonuses for extra effort," The Guardian (UK), June 13 , 2008.  " Cuba's wage chang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a return to capitalism, " Helen Yaffe, The Guardian ,June 20, 2008.
16. Hugh O'Shaughnessy, Misiones cubanas en Bolivia, 4 de abril de 2008.

* 本文譯自:Diana Raby : Why Cuba Still Matters ? Monthly Review. January 2009.
感謝 :「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會,提供英文資料。( 2009年 2月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