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8月29日
據香港《亞洲週刊》報道，美國左翼記者華特斯以數年時間深入古巴採訪，最近出版了一部關於三個有華人血統的古巴將領故事的書，她並在美國華人聚居的各大城市演講，介紹華人在古巴革命中的事跡，剖析古巴革命的脈絡。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加勒比海古巴島上的卡斯特羅兄弟和切‧格瓦拉等人領導一批游擊隊，挑戰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政權。數百名華人響應卡斯特羅的革命號召，參與武裝鬥爭，其中有三名華裔因戰功彪炳，革命成功後皆晉陞准將。
美國左翼記者瑪麗‧艾麗斯‧華特斯(Mary-Alice Waters)以數年時間親自到古巴搜集華人參與革命戰爭的歷史，並訪問了三名華裔准將。現為「探路者」(Pathfinder)出版社總裁兼《新國際》雜誌主編的華特斯，將她的採訪記錄編成《我們仍在寫歷史：古巴革命中三位古巴華人將領的故事》(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y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 in the Cuban Revolution)。這本書出版後已經發行四版，華特斯在美國東西兩岸華人聚居的大城市發表演講，介紹古巴華人與古巴革命的關係。華特斯可說是第一個向西方介紹古巴華人參與卡斯特羅革命的新聞工作者。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人就開始向海外移民，拉丁美洲最早出現華人的地方是古巴與秘魯。今年六月適逢華人移居古巴一百六十週年，在古巴華人日益凋零的今天，回顧華人與古巴建國的密切關係，更能瞭解華人移民與當地社會融合的艱辛過程。
一八四七年六月三日，一艘西班牙船載運了兩百零六名華工到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做苦工，六月十二日又運送了三百六十五名華工到古巴。他們都是所謂的「契約華工」，這批廣東人被賣到海外做奴工，每天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前半期，約有百萬華工出洋當苦力，被稱為「賣豬仔」。陳翰笙所編著的《華工出國史料》對華工出洋血淚史有詳細的記載。拉美地區最早的華僑社團即成立於古巴的哈瓦那 (Havana)。一八六七年第一個華僑社團「結義堂」成立，翌年「恆義堂」開幕，不久廣東客家人又成立「義勝堂」。這些早期的華僑社團不僅揭開了拉美地區華僑組織的先河，更為日後促成古巴華人參與脫離西班牙統治的獨立戰爭，平添了團結一致、共同抗暴的動力。
據史料記載，自一八四七年六月至一八七四年期間，古巴有十四萬一千名華人，占當時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哥倫佈於一四九二年發現古巴，一五一一年古巴即成了西班牙殖民地，直至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美國擊敗西班牙。古巴人民於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八年發動第一次獨立戰爭，反抗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高壓統治，戰爭打了十年，革命未能成功。古巴人民於一八九五年再發動第二次獨立戰爭，堅持到一八九八年，卒靠美國之助推翻了西班牙統治，但亦從此被「美國佬」所變相併吞。古巴雖在一九零二年成立共和國，但一直是美國控制的勢力範圍。
留著辮子參加革命
古巴兩次獨立戰爭期間，數千華僑留著辮子投身革命洪流，當時有數支部隊全由華人組成。這批由廣東人、客家人組成的華軍，驍勇善戰，不怕難、不畏死，英名遠揚古巴全島。古巴獨立戰爭英雄甘札洛‧狄格沙達(Gonzalo de Quesada)將軍曾盛讚古巴華人的忠貞、英勇，他說：「在古巴獨立戰爭中，沒有一個華人當逃兵，也沒有一個華人做叛徒。」這句話已被鐫刻在哈瓦那的一個公園裡，碑文為西班牙文，另有一行中文字：「古巴獨立紀功碑——旅古華僑賜助」。華人武裝部隊中有不少人是客家人，他們充分發揮了客家人不屈不撓的「硬頸」本色，把鮮血灑在加勒比海島上。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和勞爾‧卡斯特羅(Raul Castro)兄弟以及切‧格瓦拉(Che Guevara)，領導一群熱血青年進行革命戰爭，試圖推翻腐敗親美而又獨裁的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權。當時亦有數百名華人加入游擊隊，其中最著名的是阿曼都‧蔡(Armando Choy)、戈斯達沃‧徐(Gustavo Chui)和摩西斯‧王(Moises Sio Wong)等三人，他們後來都被晉陞為準將。
蔡氏一九三四年生於古巴，父親一九一八年來自廣東，母親為古巴白人。蔡氏是古巴近代革命史上有名的「七二六運動」(卡斯特羅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造反失敗)的元老，也是古巴共產黨創黨人之一。一九六一年四月美國中情局策動古巴反共流亡人士登陸豬灣，企圖推翻卡斯特羅政府，這批千名流亡人士在海灘遭到古巴軍隊痛懲，絕大多數被俘。蔡氏以營長身份率軍圍剿有功，一九七六年晉陞准將，後曾做過大使。
徐氏一九三八年出生，母親是古巴黑人，家境清貧，十六歲即加入游擊隊跟隨卡斯特羅，在打過豬灣之後，一九八零年升至准將。徐氏曾率古巴軍隊遠征非洲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和莫桑比克，並做過古巴駐安哥拉軍副參謀長。一九八八年坐車觸雷，一條腿被炸斷。
王氏一九三八年出生，其父一八九五年移居古巴，母親為華人，姐夫曾經是中國國民黨古巴支部書記長，是個富商。王氏讀高中時，即參與反政府行動，是「七二六運動」元老。一九五七年投身革命，負責成立憲兵部隊。王氏與卡斯特羅兄弟和格瓦拉的關係頗密切，曾做過勞爾‧卡斯特羅副官。一九七六年晉陞准將，現為古中友好協會會長。
華人族群急速消失
卡斯特羅在革命成功後曾當面問王氏，到底有多少華人參加過古巴獨立戰爭與革命戰爭？王說，確實數目也許永遠無法得知，因為許多參戰華人已改用西班牙姓名。在拉美國家的華人小區裡，古巴華人與當地人(包括西裔白種與黑種土著)通婚最多、同化最強，因此混血改姓亦最為普遍。目前古巴政壇上，國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副主席拉佐格‧巴雷多的祖父母皆為華人；國內貿易部長芭芭拉‧卡斯提羅‧古伊斯塔斯的祖母為華人；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思想部書記伊斯塔班‧拉佐‧赫南德茲的祖父是華人。
切‧格瓦拉從事革命活動時，曾處決了一名張姓(Chang)華人土匪，游擊隊皆稱這名打家劫舍的張姓土匪為「中國張」(Chino Chang)。三十九歲的格瓦拉一九六七年十月在玻利維亞死難前，他的革命夥伴璜(約翰)‧巴布魯‧張(Juan Pablo Chang)亦被逮捕。格瓦拉有時亦戲稱他為「中國張」。這位張姓革命鬥士比格瓦拉早數小時就義。
蔡、徐、王三名將領年輕時都會說華語，長大後都忘記了。王氏說，目前整個古巴華人小區還能說母語 (廣東話或客家話)的只有三百人左右。古巴華人小區也是一個急速消失的族群和文化叢體，文化人類學家和華人移民史專家如果未能及時搶救古巴華人歷史文物和進行口述歷史工作，則再過幾年，古巴華人歷史將從此隨風而逝了。
華裔古巴人：在革命的洪流裡
南方週末
2008年04月08日
《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三個華裔古巴將軍在古巴革命中的經歷》(Our History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是美國左派出版社「尋路人」(Pathfinder) 2005年推出的一本重要作品，內容主要是對今天古巴軍隊中三個身居高位的華裔將軍的訪談。書的策劃、採訪和編輯是同一個人。出版社非常重視這本書，時至今日還在美國各地(尤其是華裔社群和大學)舉辦座談會和其他形式的活動進行推銷。由於書的內容涉及華裔移民在古巴的歷史和在古巴革命中的作用，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應該有特殊的興趣。
革命前古巴華裔社群的形成
這本書的書名就隱含了對所謂「歷史終結論」的反駁。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蘇聯東歐陣營瓦解、其他一些主要社會主義國家開展或深化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後，美國學者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為這個歷史性的變化提供了一個理論解釋，宣佈了20世紀形形色色的對抗市場經濟、民主制度和個人自由的革命和社會實驗的失敗。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的歷史以自由主義的勝利而「終結」了。福山的這個解釋理所當然地被很多左翼理論家視為西方在冷戰結束初期作為戰勝者一方的自鳴得意。在隨後的討論中，有很多論者指出自由主義並不能解決後冷戰時期的種種意識形態問題，因此「歷史」並沒有「終結」；但在另一方面，對冷戰時期和自由主義對峙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終結」，除了一些聲調高亢但內容空虛的政治聲明，似乎還沒有什麼以事實為基礎的有力反駁。因此，說自由主義終結了意識形態的歷史根據不足，說自由主義打遍天下無敵手更是誇張，但說曾經和它對抗的一些主要意識形態之退出歷史舞台，似乎是一個難以反駁的事實。
但是，《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恰恰是要在這後一個方面挑戰「歷史終結論」。它的目的是通過三個華裔古巴將軍半個世紀的革命經歷，說明古巴的革命在後冷戰時期仍然在繼續。這本書主要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華裔在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帶來的變化」。華人前往古巴始於1840年代。當時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政府迫於國際社會廢奴運動的壓力，開始著手準備結束奴隸制，從中國引入了大約15萬名契約勞工緩解奴隸制結束所帶來的蔗糖種植園的勞工短缺問題。這些中國契約勞工到古巴後的境遇十分悲慘，契約上明文規定的報酬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勞動條件十分惡劣，實際境遇和黑奴十分相近。到了1870年代中期，清政府在國內外壓力下展開調查，結果是和西班牙政府簽約，廢止契約勞工。餘下的中國勞工中有相當大一批人在獲得自由後留在了古巴，後來陸陸續續不斷有中國人前往古巴謀生，組成了古巴的華裔社群，建立了中國城。
在《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中，華裔古巴人的身份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殖民統治和舊政權下種族歧視的對象、民族獨立的參與者和1959年以後社會主義革命的受益人。換句話說，華裔古巴人要麼是受苦人，要麼是革命者和被解放者，這種陰陽身份轉換以1959年為界。這些無疑是事實，但僅僅是一部分事實。華裔早在19世紀末就加入了爭取古巴獨立的民族鬥爭，贏得了包括古巴獨立之父馬蒂在內的古巴民族主義者的尊重。華裔對古巴獨立的貢獻在1959年以前就被古巴社會所承認。其次，更重要的是，華裔古巴人有不同的社會經濟成分和地位。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國移民一樣，他們發憤工作，通過個人奮鬥和社群合作取得經濟成功，他們當中有工商業者、銀行家、餐館老闆、商店店主、專業人士和街頭小販。他們的貢獻是古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個有機部分，他們的勤奮也贏得了不同族裔古巴人的尊敬。革命前古巴中國人社群非常活躍，華文報紙就有4份，還有眾多的會館和組織。經濟成功和社區自立是千千萬萬中國移民在世界各地得以落地生根的關鍵，也是中國人在本土以外對世界文明的奉獻。當然，黃、賭、毒這些陰暗面在華裔群體中也非常突出，是中國城複雜的社會生態的組成部分。因此，革命前古巴華裔的身份是五光十色的，決不僅僅是盼解放的受苦人。《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一書中雖然也承認華裔的經濟活力，但卻把這個事實從華裔「階級分化」的角度來敘述，使之符合「革命」的主題。
華裔社群在革命後的遭際
華裔古巴人和1959年古巴革命的關係是雙重的：很多人出於對民主自由和族裔平等的嚮往加入了革命，組成了華裔縱隊。這些人在革命後如果選擇繼續和新政權合作 (1959年古巴推翻獨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實際上是由一個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發動的，但革命後一種政治勢力獨佔政權的現實很快瓦解了這個統一戰線)，他們可以進入上層，成為種族平等的象徵。書中的三位將軍用自己身居高位來說明「社會主義革命」給華裔帶來的種族平等，說這在美洲其他有華裔的國家是罕見的，對於中國讀者來說這顯示了「官本位」意識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傳統，而是所有政治權力高於一切的社會的價值標準。實際上，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麼古巴舊政權和軍隊中的種族成分也不簡單，被推翻的軍事獨裁者巴蒂斯塔 (他從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末一直影響古巴政壇)就是姆拉托(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另一說是他實際上是姆斯蒂索，即白人和美洲土著居民的後代)，因此舊政權下的種族壓迫和歧視又從何談起呢？
更重要的是，1959年以後參加革命的那一部分華裔地位的上升並不能代表整個華裔社群的命運。在革命後的社會改造中，經濟上成功的華裔社群首當其衝，和外國資本一起成為國有化和合作化的對象，近百年發展起來的私營華裔社區經濟到了1960年代中期不復存在，甚至連街頭小販都在1968年的「革命攻勢」運動中被掃除乾淨。這個運動類似於中國「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的結合，當時古巴全國動員，投入一個不切實際的1000萬噸糖的指標，號召無私奉獻和自我犧牲，為此一夜之間消滅一切殘剩的小生產者和私營經濟，街頭攤販的「財產」被沒收，攤主集中送入勞動營。至於華裔社區獨立的組織、出版物和各類活動，在新體制下更是不可能繼續存在。因此，革命後古巴華人雖然在新政權下政治上處於和其他族群平等的地位，但同時喪失了自己歷史上所形成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以及自主性，而這恰恰是古巴華裔的族群特徵。但《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對這段革命終結了華裔社群的歷史一字不提。
古巴華裔社群的這個遭遇在當時並不是孤立的。在第三世界形形色色的「國有化」和「經濟獨立」的浪潮中，被「充公」的並不只有西方資本和民族資本，也有大量的華裔資本和中小商業。例如1964年緬甸軍政府實行「社會主義」，剝奪私人資本，首當其衝的就是華裔社群，很多一夜之間從腰纏萬貫到一文不名的華裔只好回到中國，他們的身份也由「活僑」(即在居住國有產業的統戰對像)變成「死僑」(即回不去的、不再是統戰對象的華僑)。1970年代中期南越和柬埔寨「革命」成功，又再次上演了針對華裔的這樣一出「社會主義改造」悲劇。數十萬華裔喪失的不但是財產，更是生命，很多人只得投奔怒海，成為難民，而且還背上了「剝削者」和「寄生蟲」的惡名。他們當中很多人輾轉來到北美後重新白手起家，現在又是成功的小業主。在那些他們曾經生活並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國家，對他們財產的「國有化」雖然是赤裸裸的剝奪，遠比剝削更惡劣，但卻蒙上了「公有」和「公正」的道義外衣。相對於西方資本和所在國的民族資本，華裔實業家和一般生意人雖然是富人，但卻是弱者，他們的發展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依賴，完全靠經營得法，靠辛勤流汗，夾著尾巴做人，政治動亂中常常成為犧牲者，因此成功特別來之不易。不但如此，他們在居住國受到的這種政治和經濟遭遇也根本得不到自己原來祖國政府的同情甚至聲援，因為中國當時自己也剛剛經歷了類似的「社會主義改造」，不但要向共產主義窮過渡，還要號召世界革命。
1959年古巴革命給華裔社區造成的衝擊是如此巨大而徹底，以致古巴華裔的族群意識到了1980年代弱化到了難以恢復的地步。書中受採訪的老將軍們承認，到了1980年代，古巴華裔的新生代對「華裔古巴人」的概念十分陌生，但他們把這種族群身份意識的喪失完全歸於自然原因，說這是因為當時在古巴「只有大約300人是在中國出生的」(意為還活著的第一代移民)，而迴避社會政治原因。按照這個解釋，那麼華裔必須依靠源源不斷的新移民來保存自己的族群特徵，這顯然和很多國家華裔族群生存的歷史和現實不符。華裔社群受衝擊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哈瓦那中國城的衰落和破敗。書中說，1993年一些華裔後代向中古友好協會聯合發起請願，要求修整和復興哈瓦那的中國城，具體達到兩個目標：一是保護中國城原來的傳統文化和藝術，二是恢復中國城的經濟活力。由於書中只渲染1959年革命後華裔中的革命者政治地位的上升，對整個華裔社群尤其是中國城在革命後的遭遇基本沒有介紹，因此這個「新發展」對於不瞭解歷史演變的讀者來說顯得十分突兀：既然華裔古巴人既參加革命又從革命中獲益，那麼他們的社區中國城又到哪兒去了呢？古巴華裔社區衰落的一個原因和中古關係有關：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1990年代末，古巴由於和蘇聯結盟，被當時的中國稱為蘇聯稱霸全球的馬前卒，兩國關係不是敵對就是冷淡，古巴的華裔當然不能指望有什麼出頭之日。到了1990年代初，蘇東瓦解，古巴轉而從中國獲得巨額援助和國際支持，這也就是為什麼 1993年古巴一些華裔後代有勇氣發起請願、要求恢復中國城活力的政治背景。
華裔將軍與古巴經濟改革
如果說《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對於華裔社群在1959年革命後的遭際的介紹大有值得推敲之處，那麼它的第三部分「特殊時期及其他」對自1990年代以來古巴社會的演變為讀者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材料，而這和「歷史沒有終結」這個主題是非常相關的。1990年代早期蘇聯結束對古巴的全盤經濟援助後，古巴經濟陷入困境，不但從1960年代早期就實行的食物和主要生活物資(包括火柴和手紙)的配給制變本加厲，有世界糖罐之稱的寶島連糖都要從拉美鄰國進口。中國社科院拉美所著名專家徐世澄先生在他2004年發表於《拉丁美洲研究》上的關於古巴經濟的論文中詳細羅列了古巴人民生活物質的配給情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值得讚賞的是，《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對於古巴經濟困難不但沒有迴避，而且沒有簡單地歸結於「外國封鎖」。三位受訪者之一邵黃將軍甚至說他小時候看到古巴大量向外國出口西紅柿、豆類和捲心菜，但革命後古巴完全依賴蘇聯和東歐的蔬菜，因此這個渠道一旦結束，古巴蔬菜極端短缺，給外國遊客食用的蔬菜都要從海外空運。古巴飛行員稱這些航班為「恥辱的飛行」。為了擺脫經濟困境，領導古巴軍隊後備役的邵黃將軍 (他也是古中友協主席)在第二號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支持下主持了有限的經濟改革，號召大種蔬菜，多餘產品可以在市場出售，多勞多得，按勞分配。這個經濟改革首先在軍隊進行，因為軍隊有政治特權，可以試點，可以經商。這個改革的結果是有些菜農的收入超過了部長的名義工資，邵黃為此受到政治壓力，被批評為 「走資本主義道路」，鼓勵兩極分化，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把緊缺物資(菜棚設備等材料)用來生產和國家大政方針無關緊要的蔬菜。在這場「姓社姓資」的爭論中勞爾出面說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原則，說菜農的收入不可以高過部長的工資是沒有根據的。他還說自己是這個實驗的「教父」，有問題可以找他。
對於瞭解古巴革命歷史的人來說，這場「姓社姓資」的討論似曾相識。1960年代早期在實行了國有化和計劃經濟之後，古巴立刻出現了經濟困難並實行了生活物資的配給制(從那時起一直延續至今)，當時一些經濟領導人主張倣傚蘇聯的經濟改革，實行一定的物質刺激、市場機制和獨立核算，保障人民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應，但這個主張被否定，隨後發起了類似於中國大躍進和「文革」的「革命攻勢」運動，企圖一舉過渡到共產主義。回顧這段往事，讓人不禁掩卷而歎。
今天，華裔邵黃將軍主持有限經濟改革的勇氣使人想起了半個世紀前曾經活躍在哈瓦那中國城的華裔先人。在這個意義上，可能也僅僅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歷史」——指華裔對古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實在在的貢獻而不是一個更宏大的意識形態化的歷史敘事——沒有 「終結」，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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